就这样,无论是普通大众,靠摄影为生的人,或者是那些狂热的发烧友,都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6年一个叫PaulWolff得德国人弄到了一台LEICA后，几乎成了这个品牌的高级传教士。他在1934年写了本叫《我的LEICA体验》的书影响了很多人。他的一位出生于法兰克福犹太家庭的同事IlsaBing在1931年的一次展览之后被人们称为”LEICA皇后”。1929年她买了台相机，值得一提的是，她通过列出同样使用LEICA的业界人士来展示LECIA风潮使如何通过快速及有感染力的方式流传起来的。每当翻阅影集的时候，我总是会看下书后的时间年表，比如你会看到匈牙利的科特兹（最感伤随性的摄影家）”1928–购进第一台LECIA”，1998年在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罗德钦柯的展览，它的目录上记录着”1928年11月25日罗德钦柯以350卢布买了一台LEICA”诸如此类。

　　LECIA，一个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的东西，一个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象征的东西。对罗德钦柯这样的当时对LECIA痴迷的俄罗斯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渴望LEICA的人来说。可能也意识到了他作为一种革命斗争手段的脚色的存在。他同时兼画家，雕刻家，和大学教师于一身。他依然坚信只有相机能反映现实生活。他付诸行动，房顶上，台阶上，马路上，他的leica无处不在。他以这样的行动颠覆者着个世界，把往事的尘埃都扫得干干净净。他在1934年拍摄的了”GirlwithaLeica”，照片中的女孩优雅的坐在长椅上，不寻常的是长椅沿斜线展开，从左下角到右上方。女孩穿着白色连衣裙，头戴白色帽子，目光单纯且梦幻。窗栏的阴影充满整幅画面，像一张网铺开。她将leica紧抱在胸前，放于腿上，相机带紧紧绕在她的肩上，画面中那台LECIA和拍照所使用的是同一款。

　　说到隐蔽自我，Rodchenko的同事，一个叫IlyaEhrenburg的俄国人在这方面比较有心得。他在1932年写到”有些相机是笨重和粗糙的，它的存在等于野蛮的打断了别人的正常活动”，”我们这一代人狡猾的很，根据前人的经验，我们更加懂得自我隐藏。那几个月，我带着小型相机扫遍整个巴黎的大街小巷。人们总是很疑惑为什么我总是在拍摄栅栏和马路，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拍摄的就是他们”。Ehrenburg是通过一个附件解决了这个问题，“LECIA有一款侧面取景器。它的构造就像潜望镜。我可以使用90度的角度拍摄。”在他的镜头里，是贫穷、灰暗毫不做作的巴黎。

　　要是你羞于和你的拍摄对象直接面对面的话。你也可买一台带直角取景器的LECIA。尽管LECIA的最基本的特征告诉我们：不需要要任何的操作，相机自己就会隐藏起来。如果要我准确的说出这方面的起源，我觉得是1932年的Marseilles。然后才是布列松——一个漫无目的的法国富家子弟买了一台LECIA后逐渐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摄影师，却一直悄无声息地走在大街上。他原先是画家，而且之后也一直从事绘画。但最让他的双手感到愉快的，仍然是触摸相机的时候。

　　布列松的遗孀（MartineFranck–HenriCartier-Bresson机构在巴黎的主席）也是一个同样杰出的摄影师。她说她的丈夫和他的LECIA就像一对舞伴。他低调的游历了全球许多地方，每一个停留的地方都像家一样自在。他有一次历时3年的亚洲之行，到1950年结束。一共拍摄了850卷胶片。他这一突破性的收获与两年后发表。被命名为”决定性的瞬间”。他不断地找寻那种能促使他按下快门的灵感。其中有种感觉就像打猎”一个摄影师必须学会等待，留神它的猎物，同时还需要有能洞悉未知的洞察力”

　　LEICA有一句名言：观察并等待。在1954年，这一刻对于一个猎食者不仅仅是布列松还有其他摄影师一样，都是一个重要深时刻。这一年LEICA开始做M3，从此取景框里所观察到的世界变得相当清晰透明。就算现在你通过老的M3看出去，外面的世界依然那样的真实透彻。那感觉就像你踩到秋天的落叶时发出的清脆的声响。LEICA的取景器是和照片完全平行的，这是因为取景框的边缘有白线，可以告诉你拍照片的范围，而这个框却不仅仅框取了周围的景观，框取了正在发生的，同时也框取了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对于LEICA的拥护者来说，这一切是神圣的，因为徕卡顺畅的拍摄取景方式得他们可以如同结构一个故事一样，精心策划每一张照片，截取每一个生活片段。是这样的，假如你想要生活中的一个切片，你就要拥有整条面包。

　　M3拥有一台相机应有的所有功能，但以当下的标准，它实际上又什么都没有。你得手动对焦，当然，也没有什么部件能帮你测光；你可以拿着手持测光表，或者在相机顶部安装一个笨拙的测光表，再者，如果足够酷，你可以估计曝光值。卡蒂埃-布勒松很酷，马丁?弗兰克更酷。她告诉我：“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很了解自己所使用的光线。”她一直使用M3，“我从没用过如此完美的相机，它是这么的称手。”即便对于那些对卡蒂埃-布勒松一无所知的人，那些认为1954年遥远如庞培城一般的人来说，M3依然占据着某种地位：当eBay和Stuff杂志在英国提名“有史以来最棒的玩意儿”时，GameBoy排名第五，Sony随身听排名第三，iPod排名第二。第一名留给了甚至连电池都不用的老相机M3。自从1958年就拥有M3的英国女王如果也订阅Stuff杂志的话，她一定会赞成这个结果的。英国女王的高贵与她的Leica相机联系紧密，她手握Leica相机准备拍照的形象曾出现在邮票上。

　　称M3为“玩意儿”决没有不敬的意思。它的美感来自于其对繁复设计的摒弃。正如任何一个包豪斯流派的设计师所言：功能决定形式。M系列相机是Leica公司的支柱产品；我们现在迎来了M8（它初看起来与M3几乎没有差别），除了个别的例外，这个系列的每一款相机都是经典之作。20世纪90年代升为马格南图片机构经理的理查德?卡尔瓦依然记得一名Leica相机爱好者说过的话：“我知道自己用的是最好的相机，没必要再去思考有关摄影器材的问题了。”卡尔瓦买了一台M4相机并且再没换过。他说：“这台相机已经几乎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拉尔夫?吉布森对周遭事物的线条和纹理倾注了持久的热情，1961年他买了自己的第一台Leica相机M2（奇怪的是，M2是在M3之后面市的）。吉布森买这台M2花了300美元，相当于他3周的薪水，这在当时不是笔小数，但他毫不后悔。“摄影史上用Leica相机和50mm镜头拍出的伟大作品比用任何其它相机拍出的作品数量都多。”吉布森对我说。他建议初用Leica相机的人只用50mm标准镜头拍摄两到三年，使自己能适应Leica的拍摄方式：“你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能应用到其它所有焦段。”

　　有人可能会说，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即便不是取代，也已填补了欧洲作为Leica精神家园的地位——柯特兹和卡蒂埃-布勒松拍摄的巴黎正是欧洲这种地位的象征。俄罗斯人对硬朗外形的热爱降低了相机的携带性（你试试用一台金属相机弄弯窗框）；法国人完善了报道的艺术；美国人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Leica相机——从M3到M4以及后来内置测光表并在机身前方有圆形红色Leica标志的M6——并让世人大吃一惊。李?弗里德兰德于1963年在纽约拍摄了一名男孩，他根本没考虑在拍照时将相机降低到男孩的视平线，因此站在他旁边的这名男孩只被拍了一半。（所有的孩子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被弗里德兰德像那样拍摄。）在弗里德兰德的照片里，男人和女人反射在店面橱窗上，或者被街头标志弄的晦暗不清；他的很多照片似乎都徘徊在错误的边缘。“拿着这样一台相机”，弗里德兰德这样评论Leica，“你不会觉得自己在像大师一样拍照。能够探究这个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弗里德兰德在1969年拍摄了一幅作品，画面中是无尽的蓝天点缀着白云，还有他带着浅笑的妻子玛丽亚。这幅作品呈现了我们透过车窗所能看到的，以及反射在车窗上的景观，将蕴含着丰富感情的风景全部浓缩在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

　　在弗里德兰德之前是生于瑞士的罗伯特?弗兰克，一个从山地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他将美国视为一个无聊而具有悲剧性的平原。《美国人》（1958）记录了他与Leica相机一起的旅行，它阴沉、黑暗而粗砺，容纳了人们源于自身命运的特征。从没有一名艺术家如此细致地研究过人的空间，从拖把到吹风机都因为他的镜头而不朽；杰克?克鲁亚克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他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盛赞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为孤独的一张照片，女人们从没见过的小便池，在悲伤来世继续存在着的鞋油。”接下来是加里?维诺格兰德，一个还远未被我们所完全了解的摄影师。弗兰克的83张照片可能是从500卷胶卷中选出来的，但56岁的维诺格兰德于1984年去世时，他留下了超过2500卷还未冲洗的胶卷。维诺格兰德一直倾斜着使用Leica相机，制造那些失去平衡感的照片，并以此寻找一种新的动感。他用纪录片的直率和幽默的智慧延续了弗兰克的风格。维诺格兰德于1969年在洛杉矶拍摄了一张残疾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本应当只包含了悲怅或在政治上对一个冷漠社会的愤怒，但他没有停止对滑稽荒诞的美国社会的追索；这就是为何我们没有只看到轮椅和乞讨碗，还看到了三个穿短裙的女孩漫步于光影之间，以及画面右边的肥胖主妇所表现出的来自于另一个年龄段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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