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发现一张Winogrand用过的M4的图片。很多擦伤，过片扳手明显磨损，你需要拍很多很多照片才能把莱卡用成那样。然而和BruceDavidson的M2相比，这架M4已经算很好了。那个美国摄影师在民权运动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他的M2表皮脱落，坑坑洼洼像树皮一样，原始得让我想起另一台在Solms莱卡工厂里的陈列品：1937年新泽西Hindenburg（齐柏林飞艇）爆炸，那台莱卡正在其中。强烈的高温终于（仅仅）使镜头前端融化。现在你明白了，莱卡工程师们将产品设计到极致。它能够陪你到北极旅行。如果你真要把你的宝贝相机用废掉的话，你需要一架爆炸的飞艇。

　　拿起一台LeicaM，两件事显而易见。首先是密度：相机整洁地握在手上，没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拍上一整天，相机不断地举到眼前，让你的手腕隐隐酸痛。其次，（机顶上）没有大块疙瘩：大多数高级相机都是单反，机顶上有大坨棱镜。光线进入镜头，由倾斜的镜面向上反射进棱镜，像打壁球一样在棱镜中弹来弹去，最终进入取景器。你能真正看到镜头所看到的，并以此来对焦。但这种有趣的状态并不是始终存在的。当你按下快门，镜面向上跳起，避开光路，景物无阻碍地到达相机后背，在快门打开的时间里，烧蚀胶片乳剂，或在数字传感器上成像。镜面跳起的时候也切断了通往棱镜的光路，这意味着，按下快门的瞬间，你的视野被关闭，取景框一片漆黑。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问题：须臾之后，镜面回落，美景重现；但对一些摄影者来说则是痛苦。单反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持续观看被摄体，每时每刻，”像在视觉上做爱”，RalphGibson如是说。这正是LeicaM的亮点。莱卡没有疙瘩，它在整块黄铜上构建扁平机顶。它没有棱镜，通过镜头上方的测距仪对焦。它没有内部镜面，因此也没有镜面跳动时的咣咣声。用单反拍照时有一种独特的声音。叮棱哐啷。好吧我承认NikonFE的声音已经很轻了，但每次按快门还是总让我想起奶牛踢奶桶。而对于莱卡，你能听到的只有快门声，相机中最宁静的声音。这大概是造成莱卡崇拜的原因中最迷人的一点：拍照的声音，像一个吻。

　　这种微妙的情调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我们对莱卡的看法—-这未必是件好事。印象中莱卡的测距仪仿佛专为黑白摄影定制，却有WilliamEggleston在作品中露骨地使用彩色，通过莱卡，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身边的美国，如DavidLynch的电影一般，强烈而耀眼。还有，莱卡的大口径镜头通常被认为更适合自然光而排斥闪光灯，而LeeFriedlander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拍摄一系列直面闪光的裸体，在放肆中显现温和与高贵。最后，莱卡，不管它是什么，首先是一台35毫米胶片照相机。Barnack（OskarBarnack，莱卡设计者）把LeicaI装上胶卷，从而确立了这个牌子的使命：确保胶片感光这一化学事件尽可能顺利进行。记下这个场景：2006年秋天，科隆，两年一届的Photokina世界摄影器材展上，莱卡发表声明，我们被告知M8的存在。LeicaM开始玩数码了，就像Dylan要玩电琴（BobDylan，民谣巨星，当年改玩电吉他让歌迷极郁闷）。

　　某种程度上，这注定要发生。我们的生活向着数字化方向奔腾。我的全部童年被浓缩进几本影集。那些精彩，无论成就还是困窘，只留下不到一打照片，已然褪色，边缘卷曲。而今，我们的孩子们一次春游就能带回上百张图片，收藏于记忆卡中：他们的回忆会因此而增强，或是冲淡？我们的经历将因为便于回放而愈加丰富，又或者各自的历史将在记忆卡中被湮没乃至腐烂？尽管GarryWinogrand关注拍照本身远重于印像效果，但他至少能松口气了，把上千张照片存在硬盘上比拯救那些脆弱的胶卷要轻松许多。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胶片会萎缩到某个角落，只被那些专业人士，以及顽固、怀旧的完美主义者所青睐。尼康现在提供22款数码相机，尽管在其网站上承诺”各种各样的（胶片）单反相机”，但实际只有两款。

　　即使是徕卡这样狂热于影像之美的公司，也不得不面临着现实的冲击。在04-05财年，徕卡公司公布损失接近两千万欧元(约合两千六百万美元)，银行也在2005年调低了徕卡公司的信用额度；简单地说，徕卡正在面临倒闭的危机。但是事情随后出现了转机。新的首席执行官，加州人StevenK.Lee凭借其温和的态度与过人的才干，引导了一系列的变革来适应着行业的新变化。依据07年六月二十日的一份报道显示，过去的一年，公司已经渐渐重回盈利状态，这主要归功于新的数码旁轴相机M8。M8的诞生一直伴随诸多争议，特别是不断的有买家指出其在一定条件下拍摄的照片其中的黑色会变成深紫色。如果你要在吸血鬼德拉柯拉伯爵的城堡里给他拍摄一张肖像，或者是拍摄健力士黑啤的商业照片，那么这确实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一切都要怪罪于感光器设计上的一个瑕疵。另外对于新机器的一个主要怨言还在其对焦精度上，而这一直是之前徕卡能傲立群雄的凭借所在。一位知名摄影师和我谈起这台机器的时候称其“不可用”，有时候恨不得把它砸到墙上。不过徕卡公司做出了回应：召回了这些相机，Lee为此签署了四千多封道歉信，危机才就此平复。不过M8依然需要在每支镜头前面加上一片滤镜来矫正视野，下一次或许徕卡会做得更好。当我问起Lee，M8的下一代机身M9是否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笑而不答。

　　作为一个老牌的徕卡迷，Lee自然知道哪些问题对于这家公司是得失攸关的。谈到使用徕卡相机和其它那些普通相机厂牌产品的区别，Lee回答道：“前者就像是开一辆摩根的四驱老爷车徜徉在乡村小道上，而其它的选择则类似于驾驶一辆梅塞德斯奔驰以一百码的速度驰骋。”问题在于，无论是对摄影师或者是驾驶者而言，在这样一个年代速度都是一件更为关键的判断标准。任何那些会被那些最新的跑车甩在后面的东西，任何东西，即使是加以华美的光环，也依旧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二手徕卡相机造就了一个让人惊叹的产业，有俱乐部和论坛会热衷于去讨论1933年的皮手带这样的问题。收藏家们把徕卡买回来放在家里，然后再也不从盒子里拿出来；有人细心的收集徕卡为德国海军特别设计的型号。拉尔夫?吉布森有一次去参加美国徕卡历史协会的聚会，在会上他听取了一位退休海军潜艇部队将军关于徕卡镜头盖上序列号勘误的论文。“徕卡蜜”，吉布森认为这些人对于徕卡的瘾就如同吃蜂蜜的维尼熊一样。这样一些人与徕卡相机本身的稳固可靠一起成为了徕卡迷人的不灭神话一部分。不过这也造成一个可笑的实际情况，状态良好的二手相机减慢了新机型的销售：如果只需要四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拥有一台M3，并且取得很好的成像，那么谁还去需要M8呢？不过经济方程往往是怪异的：“我相信我们每从市场上挣到一个子儿，他们就会从市场上翻四倍的赚过来”，Lee这么说道。

　　当我第一眼看到爱德华?韦斯顿为亨利?方达拍摄的肖像，我就开始想要拥有一台自己的徕卡。照片里的亨利?方达优雅的望着远方的天际，手上夹着一支雪茄，一台徕卡放在他灯芯绒的夹克上。我也曾经用过很多备受推崇的相机，尽管他们多是二手相机，而且都超过了135幅面，这些包括一台勃朗尼卡，一台玛米亚7，以及著名的腰平取景禄来双反相机。（“如果上帝在造人时考虑过我们会用中画幅拍摄，那不如让我们的眼睛长在腰上”，布列松常常这样嘲讽。）不过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徕卡。不过现在我拥有了一台，D-Lux3，一台精美的小数码。它的镜头不错，不过外面的皮套给它带来的装饰意味使我更觉得自己像是旅行家赫尔穆特?西蒙，穿着长统袜和装饰着羽毛的深绿色帽子游荡在黑森林中，而并非优雅的亨利?方达。毕竟，这只是一台D-Lux3，而不是一台M8。首先，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旁轴取景器，另外它的价格也不到六百美元——这是我预算的上线，还远远够不上买一台M系列相机的边。所以为了看看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我从一个徕卡的经销商手中借了一台M8以及一个标头，然后试着拍摄了四个小时。

　　如果你能够克服那种脖子上晃荡着七千美元的眩晕感，那么一个与M8一起散步的下午带来的快感将是致命的。如果你是一位需要拍摄远距离运动状态的体育记者，或者是想要完整拍摄小甜甜从夜店中荡出的狗仔队，那么这台相机必定不是你称手的选择，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那些寻常的生活而言，它真的很合用。这不仅仅是流畅的使用体验和钻石切刀般锐利的镜头的问题。这是那种一如既往的徕卡感，那种在事件当下捕捉世界的欲望，这是这台相机能够带给你的。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暗房氤氲红色光线下一张一张失败的照片是我对于摄影最初的体验，不断的期望与失望的循环。而现在，当一台M8在手，这种恐惧即被快感所代替。突然间我经过一家书店，想要拍摄一张试试，我对焦在了两个站在书店内的翻阅者身上，在他们身前长长的书架尽头，有一块写着“收藏”的标牌。突然一个苍白的面孔闯入取景器的线框，我兴奋的按下了快门，倾听金属帘幕亲吻的声音。

　　我在液晶屏上检视着拍摄结果，那张闯入的脸孔来自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的突然出现无疑完全吻合尽头的那块标牌，白色的头发，若隐若现的眼镜。尽管这不是一张好照片，看上去至多像一张《捉鬼敢死队》的剧照，但是却比我以往拍摄的任何一张照片都更为有趣及鲜活，而且只能用徕卡我才能获得这样的影像（而且只是一台M系徕卡，D-Lux3的快门与对焦延时，会让我错过这样的拍摄机会。）所以人们所说是有道理的：买下它，事件就在眼前。我记起布列松在谈起他由绘画转向摄影时曾经说的：“我内心的冒险天性在呼唤，渴求一种比画笔更快捷的工具，去记录这个世界的创伤。”这是这种呼唤，让布列松与徕卡迷们联系在一起，让奥斯卡?巴纳克和M8的诞生联系在一起，让发生在俄国的大革命和在美国影棚中的拍摄的人体联系在一起：那种单纯而永恒的记录世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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