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去年9月份发佈的2005-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称﹐中国在增长竞争指数（GCI）的排名为第46﹐而印度为第55.

　　GCR的报告常常被人引用﹐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真正阅读。除了各国竞争力的总体排名之外﹐该报告还包括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其中﹐衡量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企业竞争力指数（BCI）使关於中印两国间对比的争论变得激烈了。

　　中国在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上都超过了印度。在2003-04年的GCR报告中﹐中国在宏观环境指数上排名第25﹐印度排名第52.新闻报导的内容也与此类似：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更快﹐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於印度﹐出口总量则更高。中国的钢铁产量更高﹐公路和高速路里程更长﹐高楼大厦也更多。对外国分析师而言﹐他们更关注的经济成功指标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几乎所有对比指标都显示﹐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印度的10倍。

　　不过微观经济指标方面﹐情况就要複杂得多。2004年﹐印度在BCI上的排名为第30﹐远远领先於中国的第47.其它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数据（如公司经营及策略和国内商业环境质量）﹐印度（第30和第32）也领先於中国（第39和第47）。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微观经济排名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印度则大幅提升。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FDI不断增长﹐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增长的微观经济基础却出现了恶化。反观印度﹐微观经济竞争力则在默默无闻地稳步提高。1998年时﹐中国的BCI排名比印度领先两位﹔而到了2004年﹐中国却比印度落后了17位。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印两国的对比中﹐双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微观经济指标存在巨大差异。中国GDP的增速更快﹐这点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过中国公司的业绩却差强人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综合指数自2001年以来已下跌了50%.根据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Compustat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3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计算出印度公司2004年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6.7%﹐而中国企业仅为12.8%.中国和印度公司间的业绩之差早就存在。根据瑞银（UBS）1998-2003年期间的报告﹐印度企业的已投资资本利润率平均约为17%﹐而中国企业为11%.而且﹐这些数据可能还高估了中国企业的业绩。其中的许多业绩指标并未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获得大量补贴的事实。《商业周刊》援引北京国家会计学院（BeijingNationalAccountingInstitute）院长陈小悦的话报导﹐在中国的1，300家上市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赚回真正的资本支出。这说明如果对中国的资本适当定价﹐那么中国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可能是负数。

　　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表现的反差不断加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印度后来居上充分证明﹐印度取得的成就是因为其资本主义的历史更长。事实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大大领先於印度。我的观点是﹐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陷入停滞﹐但印度却在继续前行﹐尽管其步履小心翼翼。

　　这种反差也使中国的经济状况受到质疑。微观经济竞争力研究的作者、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指出﹐财富实际上是在经济的微观层面创造出来的。GDP是一个产值指标﹐经济增长的含义并不完全是产值的增长﹐而是创造财富。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较低甚至是负值表明并没有创造价值。的确﹐新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表现不如印度经济。世界银行（WorldBank）刚刚公佈的报告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一些指标（基於2000年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印度的两倍﹐但按财富程度衡量﹐中国仅比印度富裕了37.6%.中国在教育、法律法规和经济体系中其他无形资产方面尤其贫穷。中国的人均无形资产为4，208美元﹐而印度为3，738美元。

　　《经济学人》（Economist）记者西蒙？朗（SimonLong）在一篇调查文章中写道﹐中国的产出更多﹐但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效率更高。不过他的结论似乎是质问：“但有谁关心这些呢？”曾在东欧和部分西方观察家身上出现过的对产值指标的痴迷尤其有害。首先﹐这种痴迷高估了中国的成就﹐低估了印度的成就。中国的产值更容易感受到﹐尤其是都市里的高楼大厦﹐但要看到印度的优势﹐就需要同印度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接触﹐才能瞭解他们不凡的见识和能力。

　　追求产值也带来了错误的政策模式。兴建高楼大厦、机场、高速公路和发电站就是经济增长的观点对中国微观竞争力的危害非常大。在中国﹐这种观点导致了大规模的强迫徵地、功能仍完善的房屋遭拆毁和耕地的减少。这些做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毁灭性的﹐自文化大革命（CulturalRevolution）之后一直脆弱的财产安全感进一步丧失。这种破坏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尤其严重。我自己进行的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部分最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但到了90年代﹐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中国教育学家的研究﹐农村的基础教育也受到了沖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