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人类与他人和大自然和平、和谐共存的意愿不足，在各国国家事务中试图以暴力统治的意愿占据着绝对的控制地位，人类的生存就面临着风险。
在最近的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前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写道：“我认为现在美国核武器政策所表现的特点可以用邪恶、非法、非军事必要和及其危险来概括。因意外和疏忽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非常高，几乎令人无法接受。没有去减少这种风险，布什政府反而已经将美国核武器兵工厂作为其军事力量的中流砥柱——这种做法同时破坏了为防止核武器和裂变材料扩散，而建立的历时50年的国际法规。”
这些文字让我想到我自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我的父亲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二战期间，一位朋友被派邀请他到LosAlamos协助原子弹的开发，但他拒绝了。他从未真正解释过他拒绝前往的理由，但是我认为，理由是父亲坚信原子弹的制造将带来人类的末日。在二战期间，父亲以对雷达的研究代替了对原子弹的研究。
在原子弹落在广岛的当天上午，父亲和母亲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一消息。父亲当时说，“人类历史的尽头到了。”的确，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人类不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可以明智的驾驭这一可以毁灭他人和自己的巨大力量的生物。后来我渐渐长大，并且当我们逐渐看到防碍物的效力后，父亲变得乐观。但是，还会有不祥之兆困扰他。
记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告诉他学校正在教我们如何在核武器袭击时求生：迅速躲藏到课桌下，双手护头，闭上眼睛。他嘲讽的对我说，你如果在遭受袭击开始的几秒中就死掉，将是你的幸运。
在我研究技术的过程中，这些记忆提醒我，技术不仅仅是发展中的奇迹，还是一种恐怖力量。当我们从技术受益的同时，我们要严肃的思考技术本身将带来的风险，就像McNamara对我们的警示。
技术带来的益处和风险都始于二战，并且从那以后迅速增加。那是当我们社会中权利最大的机构——政府和企业开始涉足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后。在此之前，很少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实践价值。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发明不是来自于科学家的思想，而是来自于聪明的发明家之手。所有现代化的国家将全部力量首次被置于科学发现的服务范围之内，且这种结果是人类对于自然力量控制等级上的巨大跳跃。
二战之后，许多参与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提倡核裁军。并非象军事领导那样对俄国不屑一顾，科学家们在希特勒掌权前就与在德国的俄国学生一同从事研究，并且深知俄国的军事能力。他们预见到了军备竞赛，之后这一可怕的预言被证明真实无误。在冷战结束暂时的平静之后，核冲突的风险因为对伊朗防御性进攻的威胁而再次出现。
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它是20世纪发展进程中一系列令人警醒并且粉碎人们信心的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国家支持战壕中的屠杀，这一事实使政府和官方社会学家的反对受到置疑。在后来的几年中，集中营和机械化战争，没有为鼓励更多的希望而做出贡献。技术，本来在十九世纪被认为是人类的救星，二十世纪却成了人类生存的威胁。
这微妙的威胁是在二战后随着一种强有力组合的产生而出现的。该组合由强有力的政府、企业主和科学技术研究构成。再一次，我们见证了一个不断上升的、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关注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他们个人成就产生的巨大危害力有关。就象原子弹科学家在创造了原子弹后，呼吁对于原子弹的限制一样，现在协助创造工业生产领域，计算机以及生物技术的科学家正在呼吁对于其发明应用方面的限制。
例如，BillJoy,美国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主要科学家、Java语言规范的合著者之一，以2000年《连线》杂志上一篇预示性的文章的发表轰动了技术界。在文章中，他写道，“21世纪的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GNR)——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们能产生全新的各种级别的技术事故和技术滥用。更为危险的是，个人和小的组织都可以滥用技术和造就不良的技术事故。这些技术不需要大规模设备和稀有原材料。单是知识本身就可以实现对其的使用��我认为，说我们现在是站在进一步将极端的邪恶完美化的尖端一点也不过分。这种邪恶的可能性扩张范围已不仅局限于将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留给各国，还将可怕的权利赋予极端的个人。”
当然，没有人愿意放弃技术进步所能带来的很多益处，尤其是当这些益处是在医学、农业和通信领域。对现代技术的批评，并不是提倡我们要倒退到现代化以前。而是要我们正确地面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双重后果。
我们不能以过去对技术的观点来审视这些后果，乐观的认为技术是永远无害的。技术的定义似乎已经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而变形了。当技术对于世界的改变大于它对我们的改变时，我们用技术化来设想我们的行为。在猎人杀死兔子这一过程中，猎人自身毫发无损。司机在高速路上运送数吨的钢铁，自己可以同时悠然自得地欣赏音乐。这种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不平衡就是技术的本质。这也是技术与其他拥有更多的互惠关系的活动，如人际交往活动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们似乎已在面临技术在世界上存在形式的瓶颈。当技术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统治范围涵盖了包括技术创造者本身的一切，也就不存在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技术的反作用。核武器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自身创造的技术面前的束手无策。环境问题如污染以及全球变暖也继续应验着同样的教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技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我们承受技术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切后果。
德国社会理论学家UlrichBeck称这种新的现实为“风险社会”。一个充满风险社会其技术必然非常强大，并且技术与技术的控制者、其他技术交织在一起。这样的社会不仅需要对技术的限制，还需要对不同技术学领域的混合化与完善化。例如，习惯上我们将工程科学的技术和医学的技术分开，分别在其各自的技术领域范围内应用其技术。今天，情况发生了改变，很多工程学的决定会产生医学领域的巨大变化。而且，一旦工程师遇到具体材料的分析和原材料的可获得问题时，就需涉及医疗保健方面的技术。同样，医学技术也造就许多工程奇迹，而技术设计上的失误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各种领域技术的交织和重叠会带来一种新的现实：技术的专业化必须以不断寻求其他技术领域的知识来帮助弥补其不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寄希望避免像环境污染这样的现代化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这种不是我们有意为之的结果中，存活下来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基础的前提，即人类与他人和大自然和平、和谐共存的意愿。只要这一意愿不足，在各国国家事务中试图以暴力统治的意愿占据着绝对的控制地位，人类的生存就面临着风险。二战后，制造炸弹的科学家制定了人类种族种繁衍的条件。一旦婴孩变得足够强壮，孩童的习惯性冲动与负责任的成熟之间就出现一种赛跑。我们还在赛跑，结果还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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