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到2006年，中国的“863计划”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0年。如果说，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863计划”，以实现重点科研领域的有限突破为目标，那么，今年科技大会上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则是要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国家创新体制和市场化创新体制如何实现有机结合，如何扭转当前弥漫中国科学界的腐败、造假恶习，“以市场换技术”能否摆脱“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怪圈，如何进一步明确科技立国的战略目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许是送给“863计划”20周年纪念的最好礼物。

　　要摆脱“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怪圈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现有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种状况将给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带来哪些问题？如何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李玉香：目前，我国在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中，基本依赖国外引进，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甚至形成了技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去引进”的怪圈。有关专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不少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不良”，难以离开引进国外技术的“奶瓶”。我国至今没有培育起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产业技术空心化的阴影步步逼近。

　　相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2/3没有技术开发活动。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即便一些国企引进了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国内企业主要呈现出以下问题：1.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根据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科技支出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平均为１％，远远低于国际先进企业的水平。而大部分小企业，满足于简单的模仿和来料加工。2.技术含金量低。从目前的专利申请情况看，国外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而国内申请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这说明我国企业拥有技术的含金量较低。3.企业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过少。目前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

　　房汉廷：实际上，自主创新有3个层面，一是完全自主创新，这是国家需要重点部署的；二是集成创新，比如传真机，台湾发明传真机的时候，没有新技术，只有复印机的扫描技术和电话的传输技术，但两者加起来就形成了传真机，这也是技术创新；第三就是引进、消化和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这些年我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其中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

　　日本和韩国在科学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这方面投入很大，但那时知识产权并没有纳入到当时的世界贸易协定中。我们没有赶上这样的历史时期，现在知识产权保护要求非常严格，科学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非常难。比如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和出口国，尽管我们掌握了技术，但核心技术层面仍然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存在。

　　政府要“务虚”企业要“务实”

　　《中国经营报》：如何从科技创新机制层面，建立一个有利于自主科技创新的模式？

　　李玉香：我国的科技投入强度虽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因为缺乏明确的科技投入战略，因此，科技投入问题仍是制约科技进步的重要阻碍。

　　在投入方式上，要吸收日本和韩国的“集中协调型投入”方式，由国家科技部集中协调各政府部门的科技政策和预算。

　　在制定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的政策时，关税、金融政策也同样非常必要。据统计，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RD总经费中起码50%左右来自于企业，RD部经费支出中起码60%用于企业，而中国RD总经费来源于企业的仅为37%。因此，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对RD的投入。包括将企业RD投入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对企业进口新设备实行减免关税，以降低引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成本等。

　　同时，在资本市场上，应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性的扶持，金融机构应设立“新技术产业贷款”（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

　　房汉廷：第一是从整个创新的链条上来看，基础研究还要依靠于大学科研院所，同时要加强目标导向型的基础性研究，最后要有产出成果的要求；涉及到产业技术的场面，一定要以企业为核心、为主体，进行产学研的整合。一定要有市场概念和成本概念，因此要更多依赖于行业院所和企业的技术联盟来完成。

　　第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坐标。科技创新应该是一个链条，政府应该有三种作用——主导作用、引导作用和协调作用。对重大基础领域的研究，由国家财政预算内直接支持；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领域，政府应该建立引导机制，以政府采购、分包的方式来引导；还有一类属于协调性研究领域，政府可以给予一些政策性的引导，比如税收、知识产权的保护。

　　政府应是一个逐渐务虚的过程，市场是一个越来越实际的过程，这将能解决科学技术从发生、发展到结果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政府如果不承担责任，有些成果就不能产生；但政府也不能取代市场的作用，应该借鉴市场化的模式。

　　不能单纯因为科研腐败否定国家创新体制

　　《中国经营报》：“863”计划已经实行了20年，产生的科技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新形势下，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所伴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目前的市场转型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科技创新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机制，应该如何有机地协调发展？

　　倪光南：不管是哪个国家，重大的科技项目都是国家主导的。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欧盟的“空客”、中国的“两弹一星”等等。小项目开发当然应以企业为主，即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所以不应将这两种方式对立起来，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探讨和完善，只要坚持自主创新的正确方向，在实践中就可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模式。

　　实际上，中国在支持重大科技项目方面的力度不如发达国家。大飞机是一个例子，软件产业也是一个例子。比如中国这几年虽然很重视软件，但国家真正投入到软件业的每年只有几亿元，甚至连政府正版软件采购本应主要采购国产软件的钱也大多采购了外国软件。所以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在软件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方面应当向发达国家学习，如美国，对于政府采购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最近，美国对于联想微机的限制很能说明问题，我国应当借鉴他们的做法，加强对本国产业的支持，大力推进国家科技创新模式的贯彻执行。

　　薛澜：我国有基本的科技预算，但是运行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实际的行为和管理之间存在很多不匹配的问题。所以，应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大对若干关键性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家应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采购政策，有效地减轻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投放市场的前期风险，为新兴产业创造可预期的市场。事实上，这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促进技术发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它往往比直接投资更有效。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我国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诸如科技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议论。未来应该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房汉廷：虽然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在早期没有巨大经济利益，但能带来很高的荣誉。因此，人们开始科研造假。后来科技创新又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了，造假更是出现在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行业都有，不能单纯归咎于某种科技创新体制。

　　当然，在科技创新具体的管理中也存在一些漏洞，有的是制度问题，有的是执行的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某些科技造假现象更大程度是道德层面的问题。造假是整个科学家集体和科学界的一个迷失。一些科学家丢失了基本的价值观，这才是最突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方面的问题。

　　倪光南：发生这些问题是不足为奇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也会反映在科技界。但首先，这是很小的一部分，不是主体；其次，只要我们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吸取教训，健全制度，那么这种问题将会愈来愈少。不应就此否定国家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更不能因此要求一切“由市场来决定”，从而放弃国家在发展重大科技项目方面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