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完《“受害者”宗庆后？》和《关起门来，好好说话》之后，我原本打算在尘埃落定之前，决不再评论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6月16日，接到《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Flannery）的电话，说是想交流一下中国企业的成长话题，当我们坐定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间咖啡店后，话题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聚焦到了这个纷纷扬扬、看上去越闹越大的事件上。

　　我发现，国际媒体与国内媒体对本次事件的观察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国内舆论中，对这个事件的争论基本处在“鸡对鸭说”的层面上。一些人从契约精神的建立上看待两家公司的种种纠纷以及宗庆后先生的行为，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众多的财经媒体记者表现出了优质而娴熟的职业素养，事实的真相正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不管风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它都将成为商业史上一起很值得反思的案例。而另外一些人则用一种更为明快而直接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个事件的正方与反方，一位网友在责骂我的信件中说，“不管怎么说，娃哈哈是咱们中国人的品牌，达能是外国人，你们为什么要替外人说话呢？”很显然，在契约讨论与“汉奸逻辑”之间几乎不存在辩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到中国第五个年份的范鲁贤已经学会了生硬但相对流利的中文，他似乎对上述的两种争论都没有兴趣，在交谈中，他一再想到证实的事实是，“宗庆后的这种行为是他那一代人的做法吗？”，以及“中国企业家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是否一直存在偷偷转移资产和技术的行为？”他举例说，曾经接触过这样的案例，中国企业与外国公司进行了合资，然后，中方偷偷地在另外的城市组建了新的工厂，把合资企业的技术移植到外面去。在他看来，这也许才是娃哈哈与达能事件的“普遍的新闻价值”。

　　我对他的这种视角感到相当的吃惊。根据十多年来的商业观察经验，我说，宗庆后的行为应该与“一代人”没有关系，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同样为浙江籍人大代表的企业家，宗庆后提案要“对外资恶意或垄断性并购进行严格审查与限制”，而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则认为“对潮涌的外资设限或打压是无济于事的，应该靠双方的融合来实现双赢。”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家已经培养起了较为健康与平和的外资合作理念。另外，范鲁贤关于中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假设”，则肯定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迄今没有看到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国企业在与外商合作后，靠“偷技术”另起炉灶办起了一家成功的企业。这种景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制度灵活的乡镇企业与体制僵硬的国营企业之间曾经发生过，前者在创业初期成为后者的贴牌工厂或加工厂，后来逐渐壮大，在市场上取而代之，甚至成为“并购者”。在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不存在体制上的落差，而且，中国法律对外商利益的保护力度一直远远地大于民营企业，因此，很难发生大规模的类似现象。

　　我不知道在咖啡店里的交谈中，有没有说服范鲁贤。不过，我还是愿意再写一篇专栏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娃哈哈与达能事件有十分复杂的历史渊源和企业家独特个性因素，哪怕到了此刻，当事双方都还在事实和法理的层面上进行对抗，而作为观察者，也最好只将之视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新闻事件。任何人，无论在哪个方面进行“上纲上线”，并企图总结出一些惊人的结论，都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