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受贿事件

　　接近乔洪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乔在4月30日与朋友吃饭时，被贵州省纪委的人员带走，随后被“双规”。此前，乔的四弟乔建华在4月1日被带走；4月下旬，兄弟俩的妻子也分别被带走；5月12日，乔洪之子在北京失去自由。

　　官方说法称，乔洪因涉嫌在2002年的一次受贿而被“双规”。时逢韩国主办世界杯足球赛，茅台股份由总裁乔洪领队，组织了为数150人的公司中高层及优秀经销商赴韩观战。活动交由茅台山东经销商姜国武经办。据闻姜从中渔利，并向乔洪行贿。

　　“这之后，对乔洪的举报不断。”知情人说，“但调查升级是今年初的事，当时他们全家就被监控了。”

　　姜国武于今年3月被拘，此后，茅台当地多有“乔洪要出事”的传闻。时至4月，在乔建华等亲属相继被“双规”之后，乔洪备感焦虑。

　　“他在4月26日给贵州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辩白。同时，他连续三天奔赴省纪委，但都未能和纪委书记见上面。”知情人告诉《财经》记者。

　　五年前的涉嫌行贿事件为何在今年升级，外界难知就里。在贵州当地，部分乔洪的同情者更愿意相信，是茅台的内部权力斗争“使乔洪成了牺牲品”。

　　作为贵州省属企业，茅台高管的人事权由省委组织部决定，主要从仁怀本地人或从基层骨干中产生，仁怀地方官员也是备选。由于茅台特殊的工艺需求及地理位置，公司员工也以本地人为主，一家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厂的现象屡见不鲜，销售、采购等环节的要职安排更是各方“有能耐者”的必争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裙带关系几乎不可避免。

　　作为上市公司的茅台股份拥有21人的庞大董事会，但决定企业航向的是11名“班子成员”，其中五人在股份公司，六人在集团公司。

　　茅台的权力中枢被外界称为“三驾马车”，除了乔洪，是身为集团公司董事长的季克良和股份公司董事长的袁仁国。

　　现年68岁的季克良是江苏人，早在1964年大学毕业即分配到茅台。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复杂的手工酿酒工艺逐条量化为工业标准，从而推动茅台由作坊迈向工业化生产。季以技术立身，但同样历经个人职位沉浮，最终成为茅台“一把手”。

　　现年51岁的袁仁国则是仁怀县当地人，18岁进厂，34岁成为厂长，是当地骨干力量从基层上升的代表。

　　在2000年乔洪进入茅台前，袁仁国是众人心目中顺理成章的茅台接班人。元老季克良当年即已届退休年龄，只是出于企业稳定发展的考虑，被贵州省委一再留任。

　　乔洪进入茅台，被外界视为打破了茅台权力更迭的微妙平衡。

　　“袁是正厅级，乔是副厅级，按组织原则本来不存在接班人之争。”一位茅台中层告诉《财经》记者，“但事情是发展的，乔洪工作能力也很强，老季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下表扬乔洪，这可能给大家传达了一个信息：老季未来要推荐的人不一定是袁。”

　　直到2004年8月，贵州省委任命袁仁国为茅台集团党委书记，季克良仅留任集团董事长及总工程师职务。在茅台的权力系统中，集团党委书记正是“一把手”。“这时信号已经很明显了，袁仁国就是接班人。”

　　此时的乔洪，更强调自己作为“以搞活国有企业为己任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的另一重努力，是欲推进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

　　早在股份公司筹备上市时，茅台已将股权激励纳入整体上市计划，甫入茅台的乔洪正是这一计划的积极推动者。

　　茅台一度计划预留20％的股权用于员工持股，之后受国家政策限制，这一比例被降低至2％。因集团公司对茅台商标的使用权的处置问题，茅台股份上市日程被一再拖延。

　　最终，有关各方制定了茅台品牌有偿使用的细则，由股份公司从每年销售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品牌使用费。

　　2001年4月，当品牌使用权问题最终敲定时，相关政策已不再允许员工持股，即便2％的微弱比例也未能放行。股权激励计划最终流产。

　　与此同时，茅台股份自2000年起试行高管年薪制。按照政府确定的方案，股份公司高管的年薪明显高出集团高管。为平衡双方利益，茅台采取了一种折衷方案，即将股份公司、集团公司高管的年薪取出，再按相关级别进行二次分配。“因此，在股份公司领薪的高管，其年薪总额低于年报中所公示的数额。”知情人说。

　　时至2006年，茅台股份进入股改，乔洪再次力推股权激励。有分析认为，乔洪对股权激励的积极态度在不经意中已为自己树立了对立面。“有些官员认为，他也就是一个组织部委派的副厅级干部，年薪本来就不低了。”

　　茅台股权激励计划一再推延，被认为与贵州省政府的态度有一定关联。“有些领导认为茅台主要是靠老天的恩赐吃饭，管理层的贡献有限。”茅台的一位人士说，“因此给高管们高薪就足够了。”

　　对乔洪而言，欲真正融入盘根错节的茅台权力系统实属不易，欲推进股权激励体制巩固自身的职业经理人角色亦告失利，欲推动有着强大保守惯性的企业走向市场化改革，也只能停留在营销环节的肤浅表面。抛开可能的经济犯罪行为不论，身为上市公司总裁的乔洪，其在茅台所能调动的资源、所能发挥的能量着实有限。

　　愿望与实践

　　事实上，在茅台权力中枢，推动企业改革的非乔洪一人，元老级的季克良与实权派的袁仁国均有改革意愿。

　　来自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白酒的需求总量正以年均3％－5％的速度下滑。过去国家领导人频举茅台酒的经典场面，在如今的国宴上已日益少见。从消费群体看，白酒尤其是高度白酒的消费者主要集中于中老年男性，追求更健康生活的年轻人，更倾向于红酒及啤酒。

　　在这一背景下，茅台股份于2002年控股遵义啤酒厂，并与港商合资成立葡萄酒厂，这正是探索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努力。然而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如今在市场上提起茅台啤酒及茅台干红，消费者鲜有知晓。

　　当茅台股份在2001年上市时，公司管理层寄望借此推动市场化改革。“那时如果我不上市，找银行贷款，银行非常非常高兴，上市绝对不是为了圈钱。”季克良告诉《财经》记者，“我是想借上市加强企业治理，用外力来推动管理。茅台是世界名酒，应该按国际惯例来治理这个企业。”

　　然而上市迄今七年，茅台看来并未打破其固有的治理格局。其自然资源垄断的特性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或许令改革缺乏外部的压力。茅台股份2006年创造的近49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几乎百分之百地来自茅台酒的销售所得。

　　同样在2006年，茅台股份账上共有货币资金44亿元，这笔庞大的流动资金几乎没有对外投资，大部分都存在仁怀县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占当地银行存款总额的80％以上。仁怀县银行界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当地经济落后，握有巨额资金的银行放贷无门，于是将巨款转存上级银行，靠利差获利。

　　另一方面，作为国有控股66％的企业，茅台股份的任何一笔主业以外的投资，必须请示贵州省国资委及相关领导。“自主权的缺乏，使得茅台管理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茅台的整体企业文化是非常保守的。”接近贵州省政府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国企“看门人”与“二财政”

　　2006年是贵州省经济增速最快的一年，全省GDP总量达到2259.67亿元。如按最近的股价计算，茅台股份的总市值占全省GDP总量如今已超过四成，对贵州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一方面，茅台的成长过程受到省里的百般支持；另一方面，作为大股东的政府也牢牢掌握着这家企业，拥有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与企业怠于主动投资相对应的，是茅台集团及股份公司长期扮演贵州省“二财政”的现实局面——

　　2002年贵州省成立华创证券公司，时值全国各省市都兴起“办自己的证券公司”之风，但贵州财力微薄，响应政府号召，茅台集团出资2500万元，以表支持。

　　2005年，一位省领导要求茅台支持“多彩贵州”大型宣传项目，茅台高层当即拍板赞助900万元，而同样是本省支柱企业的金元电力则只肯出30万元。

　　政府之手频频挥舞，令茅台管理层事实上不能掌握企业的命运，公司的内部管理也屡现弊端。知情人透露，今年4月，茅台酒厂的酒库车间发生建厂以来罕见的特大漏酒事故，一只容量320吨的不锈钢酒桶接口处突然断裂，导致数十吨茅台酒喷泼而出，流向赤水河。“这个酒桶早就有裂缝，但一直无人负责。”知情人说。

　　茅台集团还在多年前参与投资了贵州茅台大厦。28层的大厦位于贵阳闹市，11年前即已开建，但茅台陆续投入近亿元资金后，因与合作方存在产权纠纷，至今仍未完成主体工程。“对于这栋大厦，茅台集团很多年都没有派人前去管理。”

　　经历乔洪事件后，如今的茅台一如既往地承载着贵州上下的满怀期望。作为一种奢侈性消费品，拥有巨大品牌价值及垄断性资源的茅台酒，事实上并不具有繁荣到底的必然性，其市场行情始终受经济大环境及白酒行业发展规律的制约。

　　本刊记者赵剑飞、于宁、苏丹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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